根据瑞士信贷《2019全球财富报告》，截至到2019年年中，我国已有1亿人财富名列全球前10%，这个数据首次超越9900万人的美国。无论是高净值人群还是新中产人群，都认为财富对于个人价值的体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这是他们在财富观上的普适性特点。选择资产管理机构已然成为一种习惯，一种生活的方式。而高净值人群对于财富管理与传承的需求也逐渐变得更多元化。本文将与大家探讨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理念和财富观是如何形成的，以及他们会选择怎样的机构实现财富增值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，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大多是企业家，由此积累了庞大的财富，但同时也面临着财富管理的难题。就内外环境而言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，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也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。显然，传统的财富创造手段和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的经济形势;另一方面，就自身而言，高净值人群也需考虑财富的创造、管理和传承之间的重新取舍，让财富与爱延续。

 

疫情影响下中高收入阶层家庭财富不降反升

近期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、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《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—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（2020Q1）》显示，疫情对中高收入阶层的家庭财富影响有限，显示其管理家庭资产配置和手段得到验证。报告显示，家庭金融资产或年收入10万元是分水岭，在其上，财富增值，在其下，财富缩水，且家庭金融资产或年收入 5 万以下家庭的财富缩水严重，家庭财富指数仅 64 左右。金融资产或年收入在 10 万以上的家庭，其财富整体是增值的(财富指数大于 100)，且金融资产或年收入越高，财富增值越高。金融资产在 300万以上或年收入在 100 万以上的家庭财富增幅最大，家庭财富指数分别为128.4 和131.5。

《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—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（2020Q1）》

高净值人群的家庭资产增速正在放缓

2019年底，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首次突破200万亿大关。2016-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-7%。受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及市场波动的双重影响，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及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增速也正在放缓。从家庭来看，600万-1000万元是达标的门槛，约六成高净值家庭的可投资资产位于这一区间。1000万元以上，则呈现财富量级和人群数量的指数级分布，1000万-3000万元、3000万-1亿元、1亿元以上的比例，分别为27.9%、9.8%和2.7%。

“富豪”是如何诞生的？

从恒天财富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，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，前三位依次为创办公司(39.0%)、工资等劳务性收入(21.9%)、房产投资获利(13.4%)。与大众直观印象相符的是，中国人买房创富的概率远远高于买股票创富，体现在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上，即是依靠房产投资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比例，是依靠股票投资人群(2.9%)的4.6倍。这是一代企业家们最主要的致富渠道之一。随着传统产业升级、新兴产业规模化注入新动能，创一代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趋势。新经济崛起下的股权增值效应，开始推动企业中、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新富人群的不断涌现。如果将我国高净值人群按照职业划分，当下的高净值人士可主要分为创富一代企业家、二代继承人、企业高级管理层/企业中层/专业人士、职业投资人、其他。在中国，企业家是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绝对多数，在大部分传统行业，尤其是制造业，高净值人群的重要构成便是企业家。中国在2008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，高附加值行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占比开始大幅上升，体现到职业上，则是企业管理层，以及部分非管理层和商业服务业的职场人士，开始成批次地通过常规的职业发展路径，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，开始进入高净值人群的序列中。

可以推测，新经济、新动能崛起下的股权增值效应，已经在推动企业中、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新富人群涌现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企业高级管理层、企业中层及专业人士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由2017年的29%上升为36%，首次与创富一代企业家群体看齐。二代继承人、职业投资人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均较2017年有所下降，分别为9%和4%。

 

财富增长最快的企业高级管理层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达14%。根据招商银行-贝恩公司的调研数据显示，约30%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提到上市企业股权激励增值为其主要的财富来源，其中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提及率更高，达40%。这些人士均有较高的学历背景，90%的企业高管为大学及以上学历，此外，高净值人群在行业分布上也居于显著的集中效应。约30%的高净值人群聚集在战略新兴产业，如通信及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等，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制造业（18%）和排名第三的金融业（10%）。

 

高净值群体面临的财富管理痛点

当下，在贸易战持续加码、国内外疫情形式不明朗、中小企业举步维艰、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提升的情况下，财富传承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进一步凸显。根据招商银行-贝恩公司调研显示，2019年，超过50%的受访高净值人群已经开始准备或正在进行财富传承的相关安排，比例在过去十年来，首次超过尚未开始准备的高净值人群。在中国金融市场过去多年野蛮生长的背景下，高净值人群或多或少在财富管理的路上跳过坑。从股权投资几十几百倍追风口的疯狂，到全民炒股接盘6000点的惨烈，再到P2P全面爆雷血洗一大片白领精英，在资本的游戏中，稍不小心便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甚至是赔上夫人再折兵。过去的十年，是中国金融和财富行业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十年，也是带着投资人血泪的十年，狂热扭曲的十年。举个例子，过去卖非标固收的产品就说两句话：第一句，我公司大。第二句，保本保息。可是，那份沉甸甸的佣金，最后都成为了理财师挥之不去的担忧。不管怎样，赚快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现在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清醒认识到，不想掉坑就必须独立思考判断，抓紧提升专业的资产判断能力，并且重视资产配置进一步均衡，更注重理性的增值、传承功能。与2017年相比，高净值人群意识到获得与过去两年同等收益率的困难不断增加，所以对收益率预期进一步降低：倾向于“高于储蓄收益即可”的人士占比进一步增加至30%，为过去十年的最高值。

对高净值人群来说，大部分的企业家及高管都未必在财富增值、传承的领域有较深的认识和见解。各种内外部因素掺杂在一起，直接导致了财富打理和传承不能有效实现，一代企业家们的辛勤积累如何准确传承，二代、社会精英如何让积累的财富增值，是高净值人士当前最为困扰的难题。

 

高净值人群现有投资方式解读

相对而言，“富人”总是有自己的圈子。无论是办企业、做投资，都离不开圈层。根据恒天财富的调研显示，高净值人群在投资决策的参考上，相当依赖于自己的圈子，在打理财富的方式上，高净值人群更愿意听取专业机构的建议或由自我操盘，与外国普遍的家族办公室模式相比，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管理的控制力更希望抓在自己的手里。无论如何，理财的观念已经在他们之间形成，甚至成为一种习惯。大部分的家族在面对千变万化的资本市场之时，依然会有“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”的概念，并选择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量身打造资产配置方案，这个比例达到了71.4%。将半数以上的财富交由机构打理的群体也占到了所有人的36.2%。机构财富管理作为高净值群体资产配置方式中的重要构成，已是一个进入大部分人视野的选项。

如何完成财富传承的永恒使命？

在中国，财富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存续，还有一句古话叫做“富不过三代”，但随着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兴起，实现家庭财富传承和发展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中国人天生有比较高的危机和忧患意识，正如“未雨绸缪”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褒义词。从意愿到行动，财富传承安排渐渐进入普及深化阶段，多达72.2%的人已对系统性安排家庭财富传承有所考虑。32.2%的人将在未来三年内着手进行，四年后以及较长时间后进行安排的比例在18.9%。家族信托作为传承工具的占比提升，超高净值人群对家族办公室的接受度和期许也在继续提高。

2020年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，我们所面对的“财富”命题，也随之进阶至2.0版本。在过去的中国人眼中，财富大多是一个增量命题；而现在，中国人的财富体量已经相当可观，增量固然很重要，但存量也同样重要，甚至更为重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选择一个专业高效、勤勉尽责的专业机构，为财富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及规划，深度分析内在需求，精准配置符合风险偏好的多样化资产，将大大提高财富增值与传承的效率。

 

机构的专业性往往能够帮助个体或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之时，减少主客观因素的干扰。经历了资本市场洗礼后，我国高净值人群更重视财富保障传承同时关注财富长期积累，更趋向选择机构的专业服务，同时更加成熟理智地对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筛选、组合配置、风险控制和客户体验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 

展望下一个十年，我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将进一步增长，这意味着资产管理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“房住不炒”的时期，未来的楼市增量空间已经可见，而购买保险业是大多数家族较为普遍的操作，更具丰富性和专业性的家族财富传承方案逐渐被人们所需要。与此同时，高净值人群对于资产管理的需求也将变得更为多元化。如子女教育和培养、高品质生活、家族税务规划和咨询、家族企业的投融资服务、境外资产的配置等。

 

苏泊尔产业资本认为，中国的资产管理的行业变革才刚刚开始，大浪淘沙下，唯有脚踏实地、回归本源、构建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的机构，才能成为中国财富家族最长久的伴随者。